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简称CPIB（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中文译法多种，如“贪污调查局”“反贪污调查局”“反贪局”“行贿调查局”等）成立于１９５２年，其前身是隶属于警察系统的刑事调查部反腐败处。新加坡在1959年实行自治之前，贪污腐败十分猖獗。然而在最初几年中，贪污调查局在反腐败上并没有什么作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官方缺少一部有效力的反对和防止贪污的法令，而且官官相护。同时，新加坡当时还是英国直属殖民地，人民对殖民政府也缺乏信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以及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才有开始改变。特别是随着1965年新加坡的完全独立，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作为新加坡首任总理的李光耀提出：新加坡的生存依赖政府的廉洁，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倡导的廉洁奉公和党政领导的以身作则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就像一把出鞘的利剑刺向贪腐。

　　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都分析指出：特殊的地位、充分的权力、简化的办事流程、强有力的预防措施和有效的制衡机制，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在反腐败运动中能够所向无敌的法宝。

政府组屋：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基石

今年春节去新加坡探亲，亲身感受了亚洲小龙的魅力。浓郁的华人新春氛围、花园式城市的热带风情、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相信每一位到访过这里的外国人都会留下美好的印象。而最令我感兴趣的莫过于这里的“政府组屋”。从樟宜机场到住地的一路上，我们的新加坡朋友邱辉兴指着道路两侧的住宅楼说：“你看，没有围墙的就是组屋，有围墙的是公寓，这是最简单的区分办法”。

　　新加坡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居者有其屋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只有区区450万人口，关键还在于国家推行的是一套以满足社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政府组屋计划]]> 霍小光 域外闲谈 Sun, 11 Mar 2007 19:14:59 +0800    我在博客上贴了几篇关注“三农”的文字。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大城市的“70后”来说，对农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也是我为什么想要去学习、去了解的原因。一位网友给我用“悄悄话”的形式留言。他所反映的，我想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关注的。由于无法与他取得联系，也就没有办法征求他的意见，而把他的留言全文贴出来，共享。 
  
   我是新疆的，我想对代表们说说农村负债的问题。自从费改税后留给农民巨额高利债务有谁来承担？村级债务的形成与改税前各级干部虚报浮夸有关连，原本税改前农民的法定税费都是当干部的吹高的，再加上每年的借高利贷的利息有些农民将承担双倍的税费。看看这些干部是怎样耍农民的，县乡下指标高形象工程，钱从那里来？巧立名目摊在农民身上。这还不算还要村里借高利贷。村干部为了包工程捞回扣，拉拢自村的一些势力刁民投资支持自己的腐败以高额的利息回报刁民。如果这些投资是有回报的那农民也就忍了。拆掉还可用的文化室再花巨资修豪华办公室，里面却无人办公，铺点石子垫条路本来村里自己可以干的事却非得包给别人去干。如此孬事就多了。反正村干部说的一句话：我说了算。我想叫谁富就富，叫谁穷就穷，我就是土皇帝，我就是陈水扁。谁来还这些冤债？如果叫诚实守信的那部分村民来还的话以前腐败的各级干部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要这样下去是否还会前腐后继呢？是农民支持着城市。以前的国有企业哪个不是从农民的税费中提取而修建的？经营不下去可以贱卖、可以破产还有破产法保护。而村里负窄却要老实巴交农民还怎么不立个村集体破产法来保护一下农民呢？

   现在虽然改税了邪气压了一下，干群关系缓和了一下。但留给农民的却是一大堆债务。由于长期不科学的投资只搞形象工程，忽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水利设施制约着农民增产增收。农业结构调整离不开水利先行，没有滴灌怎么搞。现在国家补贴一部分资金村里拿一点搞滴灌村里却拿不出，什么原因？有钱都去还债了。放贷的刁民偷着乐，因为一年的高息可比种一年田的收入高啊．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民、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现在有些干部有想借村容整洁一词搞马路硬化、亮化、绿化什么的。国家在资金投入时要注意，先要搞农田水利、节水技术、这是一件最关键的事，比如现在种一亩田纯收入接近成本费时费力，如果有滴灌技术亩纯收入可增加３００－４００元，还可以节省人力与水资源。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在村容整洁放面应注重三四十年的土坯危房的改造。如果农民走的是满路是牛粪的泊油路，晚上睡在破屋里怎么能睡的塌实呢？也呼吁那些检查团进农民的家里看看，不要只看马路风景。我敢说要进了农民的危房连１分钟都不敢呆，不要说座一会了。穷富差距的加大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有人有钱去办好事不过这样的人很少。因为有钱的人都在城市上层社会，一辈子不会进到农村体验下层社会人的生活。公平与正义何时才能驱散这股歪风邪气？ 　

    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清河镇薛村村委会主任赵建光说，希望通过我与李连成代表的村子结为对子。有一位“匿名”网友批评我没有深入调研，没有找到“三农”问题的根子。还有一位新疆网友留下一篇千字长文，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对代表们说说农村负债的问题”。

    看了网友的留言内心很不平静。前天，一家海外媒体发表评论说，９亿农民成为了今年两会议题的盲点。其论据是两会召开前这段时间，中国媒体所关注的民生热点主要集中在了物权法草案、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以及教育乱收费、房价过高、看病难看病贵、就业、绿色ＧＤＰ、反腐败等问题上。这些热点不能说与农民无关，但更多地还是城镇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这样的评说不免主观和偏颇。但与前两年“减免农业税”“农民增收”等成为见诸媒体频度最高的词汇相比，今年两会前，“三农”问题确实没有那么抢眼了。

    其实，中央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三农”问题，已经连续几年将一号文件留给“三农”。５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从发展现代农业，到守住１８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再到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字字句句充满深厚感情。

    国家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顾此失彼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但总有一些根本问题，一刻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忽略。在我国，“三农”问题就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虽然我国城镇化步伐显著加快，但农业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还将长期存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土地流转、脱贫增收、大病返贫、民主法治、普及义务教育、破除封建观念……这些仍是困扰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

    没有和谐的农村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农村实现不了跨越式发展，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三农”不会成为盲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